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撰文指出 新区改变中国

天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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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继强

　　翻开新年的首页，我欣然地发现，新区正在改变中国。

　　话从天府新区说起。

　　2011年12月25日，注定这是一个在四川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日子。这天，天府新区开工建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用了这样的标题——《天府新区开工了》。千载天府翻开崭新的一页——面向未来，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天府新区以“一带两翼一城六区”为规划思路，范围主要涉及四川省的成都、资阳、眉山3个市，总面积1578平方公里。远期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650平方公里左右，规划人口达600万至650万人。

　　四川将通过高起点规划、高品质设计、高标准建设，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实现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发展，形成四川乃至西部地区最为强劲、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

　　要以天府新区建设为新的起点和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发展现代产业，推进城乡统筹，全面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努力把成都建设成为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代表天府新区建设涉及的成都、眉山、资阳三市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一定要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贴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建设大局，满怀“千年立城”的机遇感，争当天府新区建设的“排头兵”；满怀“一号工程”的责任感，争当天府新区建设的“主力军”；满怀“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争当天府新区建设的“急先锋”，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天府新区建设的各项工作。

　　这一天同时开工的项目达150个，包括成都首批84个项目，总投资2144亿元。其中，产业项目51项，投资额1695亿元；基础设施项目29项，投资额434亿元；其他项目4项，投资额15亿元。资阳18个项目，投资84.49亿元。眉山也有48个项目列入首期开工名单。

　　开工项目代表性、带动性、多样性强，既有先进制造业项目，也有高端服务业项目；既有道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有生态建设项目；既有商贸物流项目，也有文化旅游项目。

　　项目充分体现了国际化、现代化、高端化的特色，如新川创新科技园项目、德国博世底盘项目等，将对项目区域及周边产生强大的投资拉动。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是按国际性中心功能、区域中心功能进行规划建设，考虑了未来10年，甚至更远的需求。一些产业化项目技术水平国际领先，不少项目属国家重点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天府新区建设将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步实施，从现在起到2015年是快速起步期，将以国家级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依托，基础设施先行，高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快速推进；到2020年，实现再造产业成都目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现代新城区。

　　我一直在回想，这是中国的第几个新区？如果把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浙江舟山、陕西西咸算上，天府新区是中国的第几个新区？如果再扩大一些范围，用广义的新区概念来考量，把中国的88家国家级高新区和131家国家级经开区算上又是第几位的新区呢？如果也把兰州新区、贵阳新区、郑东新区、济南新区以及正在筹划中的新区算上又将是什么情形？如果放在全世界的范畴来考量又是什么样？

　　自从2011年6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正式发布，其根据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为各区域规划提出纲领性发展要求。而在此前后，整个中国版图上出现了多个各具特征的新区样本：

　　1月，中原经济区被正式纳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带来重大战略机遇，对促进河南“三化”协调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年初，温家宝总理在河南调研时说，“河南是中国的缩影，也象征着祖国的发展。我对中原经济区建设、对河南发展寄予厚望。河南这块古老的大地，一定能够通过中原经济区的带动焕发青春。”

　　3月，沿黄经济区在全国“两会”上写进“十二五”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沿黄经济区是宁夏把区域内优势集中起来的“加法”，把资源优势、人文优势、政治优势等优化组合，为当地的发展释放出超能量。

　　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这是在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时刻，是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

　　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成为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这一新区的设立，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和重庆两江新区后，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

　　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三个主打海洋经济的区域规划，至此以这三个区域为代表的“3+N”沿海经济区发展布局基本形成。广东省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优质港口众多，同时紧邻港澳和东南亚，有着优越的区域开发优势。此次批复体现了广东发展方式由陆地走向海洋的转变。

　　广东海洋经济规模要在2015年达要到1.5万亿元，占GDP总量近1/4，基本建成海洋经济强省，并且到2020年全省实现建设海洋经济强省战略目标。

　　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优惠政策，以重塑珠海发展新优势、构建粤港澳紧密合作新载体。这相当于一个类似于香港的“自由贸易区”，实行“一线”、“二线”的“分线”管理模式，是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的再一个国家级新区。

　　11月，国务院发布消息正式批准了《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河北沿海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河北沿海新区的获批，可促使河北充分依托海洋资源，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利用国际资本、技术等新竞争要素，建成沿海临港现代重化工业、产业体系，摆脱对传统产业的过度依赖，从依赖京津到走向海洋，打造沿海新增长极。

　　11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同意平潭实施全岛放开，在通关模式、财税支持、投资准入、金融保险、对台合作、土地配套等方面赋予平潭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更加优惠的政策。

　　今天的中国在疆域未变，体制未变的情形下，经济社会却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并像一头雄狮怒吼，像一匹骏马飞奔，而新区的身影尤为显眼，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关注！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命题——新区，是不是正在改变中国未来？是不是正在成为中国发展模式变化的一种有效解决方案？

　　或许是在某个时候参观哪个新区的规划沙盘，尽管我意识到沙盘所标出的未来区域金融中心，可能现在还是一个堆满乱石的小山，但规划者的雄心带给我的心理冲击，似乎超过了奥运会或者世博会开幕式的魅力四射。抑或，就是在2011年接近尾声的几天里，承载千年荣光的天府新区正式拉开大幕。我想，可能就是这个重要的时刻，一副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地理版图——从东部一直绵延到西部的数十来个城市新区的出现。

　　不止是这些个新区，往前追溯几十年，这些或大或小的新区，早已触目惊心地改变了中国，无论是改变的规模还是改变的速度，都是如此。大约30年前，深圳特区在蛇口工业园起步，目前深圳的出口已相当于整个印度的出口规模。稍晚年代的浦东新区，如今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天际轮廓线已成为中国建筑业的实验场，我看到了近500米高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顶端有一个洞，据说设计意图是“天堂”，代表了存在的虚无主义，令它的邻居——金茂大厦，相形见绌。正是这种不可遏制的兴奋和理性研判后，当时海南从广东省的一部分变成中国的一个超大新区，重庆从四川直辖，也是类似情形。

　　当然，还有星罗棋布的开发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在我看来，这些开发区仿佛是一个个存在的黑洞——把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巨大人口和经济资源统统都吸进去，就连我们的注意力也逃不过它，吐出的却是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据相关部门统计，2010年国家高新区营业总收入达到105，917.3亿元，创造了全国11.5%的工业增加值、8%的国内生产总值和16.8%的出口创汇，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实际上，从2001年起，国家高新区人均GDP开始超过1万美元，率先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回过头来看，这一发展过程，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最糟糕的几年里，也几乎没有停下来稍事休息。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改变仅仅是中国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对中国而言，我把它归结为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进程——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以轰鸣的出口机器代替“坚船利炮”的大国崛起方式。在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与此相对应的是，英国在1830年至1900年的70年里才增长4倍，以至于美国的学者惊呼：全球力量格局即将向东倾斜。对世界而言，就是近年来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全球失衡，特别是美国的经常账户和联邦财政账户巨大而危险的失衡，而我们却累积了高耸入云的外汇储备。我认为中美共生体这一概念由美国哈弗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和经济学家莫里茨。舒拉瑞克首创一个词——“中美共生体”，是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过去的30年中，新区如何获得相对的优势？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了新区爆炸式的增长？我的答案很简单——通过差异化的竞争提升区域经济密度，通过产业的集约集群发展提高经济效率。作为一种管理经济的新方法，新区之新，就在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打破了传统行政区划壁垒，特别是固化的地方利益对区域经济集中设置的种种阻碍，使得一个本无边界的地理实体或者单元，能够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营造局部的吸引力，在较为短暂的时期内，促进生产性机构、人口的快速集中，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密度的极大提升，以及通过共享性的发展措施实现包容性的社会共同发展，撒播现代文明的种子。比如，浦东新区在陆家嘴狭小区域内聚集金融总部相关经济活动，经济密度提升最快，强势支撑起中国建设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尽管目前全球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是美国所设计并拥有的，也可能这样一个过程就像历史上的帝国崛起一样漫长，但浦东新区的发展态势是振奋人心的。滨海新区则聚集了空客飞机，以及葛兰素史克等大型制造项目；两江新区虽然诞生的年代有点晚，但是势头不错，布局了综合保税区和保税港区，聚集电子信息相关制造。

　　以我工作所在的成都高新区为例，位于面积达48万平方公里的四川省，仅仅以13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通过20年努力已经成为具有世界级和国际影响的IT产业基地，贡献了四川省和成都市的“两个十分之一”：一个是2011年地区生产总值700亿元，超过了成都市的十分之一；一个是2011年财政总收入220亿元，占四川省的十分之一。此外，如西安高新区、合肥高新区、宝鸡高新区等21个国家高新区的工业增加值已占到了所在城市工业增加值的30%以上，其经济密度可想而知。如果把目光扩大到全球，欧洲从当初的煤钢共同体走向货币联盟，再到目前讨论的作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财政联盟，都是沿着这一规律勇敢地前行。

　　接下来，我要补充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对未来的新区建设做出一个预测呢？答案确是肯定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赶超美国——这是目前预测的最早时间。如果这一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毫无疑问，仍然取决于于未来的中国新区建设。但我也认为，这有赖于好的想法——更新我们关于新区建设的知识基础。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也谈到了新区建设的六个维度：经济密度的维度、金融的维度、产业的维度、市场的维度、体验的维度以及幸福的维度。我想，这六个维度，即使是新区建设中从不思考理论的最蛮干的实干家，依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这里，我还想对产业的维度，作特别的阐发。一个核心问题是，从产业发展上讲，30年来的新区建设，几乎吃尽了中国工业化史上所有低处易摘的果子，无论是廉价的土地也好，巨大的人口红利也罢，以及环境的消耗和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未来的新区发展，低垂的果子在不断地消失，我们将不得不面对采摘地势相对较高森林里果实的事实。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未来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土地刚性约束，以及全球经济大湖中不时游弋的黑天鹅——可能是主权债务危机，也可能是更加恶化的外部需求环境，我们都不要表示太大的惊讶。

　　在未来如此紧迫的压力之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转型发展，更加注重自主创新的内生增长。依我看，尽管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两大对立的经济学路线，一个是强调财政政策的学派，一个是强调货币政策的货币主义，但两者都是危机清理经济学，根本的局限性在于短期性。因为财政刺激的赤字，准确地说是政府借来的钱最终是要还的，无论是国内债权人还是国外的债权人，没有永远的政府版“庞氏骗局”，就像目前我们看到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最终是要压垮经济的。货币政策也不是救命稻草，因为货币本质上是债务，把一个国家作为整体看，所有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相互抵消，是一个货币中性的概念。只有新的发明才是长期促使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因，所以，未来的新区建设要勇于攀登技术的高原，这需要我们有强健的体魄，也需要有更加坚定的勇气，这也是摘果子的难度。同时，仍然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办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新区。这个话正面讲可能显得太宽泛而无实际内容，如果从反面讲就更加印象深刻了，封闭起来发展产业，就好比是“零和博弈”的赌博游戏，没有根本的增加值，至多是一种自娱自乐。当然，对外开放也不是过去那种捡到篮子的都是菜的做法，需要加以改良——大规模承接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转移。

　　这里还有一个既是战略性问题也需战术性考量的东西必须要强调，就是我们既要重视对内宣传，以达至多项综合意图，又要千方百计地对外营销推介，构建并管理好新区的理想预期。

　　意识到新区改变中国，至少对我而言，将是2011年一年中思考的顿悟时刻，也是献给新年的一份微薄心意。(汤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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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继强：成都国家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客座教授、经济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曾出版专著《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研究——基于政府的视角》及《中小企业梯形融资模式实务运作与案例分析》等。